FX168財經報社(北美)訊 在2月的生日當天,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勳(Jensen Huang)和妻子在家裏切蛋糕慶祝。他注意到手機上有幾個來自陌生號碼的未接來電。
這位處在人工智能熱潮核心的科技掌門人本想忽略它們,但電話又響了。「你好,Jensen:我是特朗普總統。」電話那頭的聲音說。
黃仁勳家的狗開始狂叫,幾乎蓋過了談話聲,他起初以爲這是個惡作劇:「我說,‘真的麼,你是特朗普總統?’」他在接受《金融時報》採訪時回憶道。這通臨時來電最終變成了一場持續45分鐘的交談。
對於一位在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裏幾乎不爲硅谷之外所知的科技高管而言——在那段時期,英偉達的芯片甚至不被視爲技術主流的一部分——這通電話標誌着特朗普與這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之間一段不同尋常關係的開端。黃仁勳是臺灣移民的兒子。
黃仁勳進入權力走廊的努力在本週結出果實:英偉達宣佈將再次被允許向中國銷售先進AI芯片,而這一點曾遭到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內許多人士的反對。
長期以來,芯片一直是數字世界裏不受寵的「繼子」,相較於它們驅動的設備與其上運行的服務,它們往往被忽視。但今年,芯片已經成爲席捲商業與金融世界的AI狂熱背後的關鍵推動力。
《金融時報》將黃仁勳評爲年度人物,正是因爲他在這一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黃仁勳處在私營部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投資計劃之一的中心——這項計劃既支撐了美國經濟,也維持了股市繁榮;同時,他也是推動一種有能力重塑整個行業的技術被加速採用的重要力量。#AI熱潮:從芯片到資本的競賽#
英偉達如今已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並且在今年某個階段成爲第一家市值突破5萬億美元的企業(週四晚間其市值爲4.4萬億美元)。黃仁勳本人預計將在2025年末擁有超過1600億美元的淨資產,躋身全球最富有的前十人之列。即便最終證明當前估值被高估、股價下跌一半,英偉達的市值也仍達到2021年末的三倍。
(來源:金融時報)
黃仁勳一向告誡科技行業的領先優勢非常脆弱,他也會是第一個提醒人們警惕自滿風險的人。中國芯片製造商華爲在先進芯片設計方面已取得令人矚目的進展;而以谷歌爲首的一些大型科技公司也在開發自研芯片,與英偉達競爭。
然而,在ChatGPT的推出引發全球AI競賽三年之後,英偉達在AI芯片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依然展現出驚人的韌性。
如果這種新獲得的顯赫地位把黃仁勳推到公衆面前,成爲一種「科技先知」和「願景者」的角色,他顯然已準備好承擔這一頭銜。他稱英偉達是「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科技公司之一」,說這句話時帶着他慣有的那種不動聲色的篤定。
「我們花了30年發明出來的計算技術,如今正在從根本上改變所有計算。」他說,「我們正處在構建一個全新產業的進程中,這個產業能夠生產數字智能。」
2025年將被記作數據中心進入公衆視野的一年。爲了滿足未來AI需求,各方競相建設巨型新算力設施,使數據中心建設成爲疲弱經濟中的一抹亮點,貢獻了美國GDP增長中相當大的一部分。作爲數據中心成本中約佔一半的AI芯片的主要供應商,英偉達的命運由此大幅攀升。
在一些批評者看來,黃仁勳決定用公司現金投資其他AI公司(其中包括英偉達自己的客戶),是一種危險的「循環式交易」,可能人爲擡高對其芯片的需求。
但黃仁勳將這種「撒錢」描述爲培育更廣泛AI生態系統的一種方式。他說英偉達的投資規模是「數十億美元,而我們的業務規模是數千億美元」,因此這些投資太小,不足以對整體需求產生太大影響:「這遠不足以爲我們客戶購買芯片提供資金。」
自今年夏天以來,英偉達還做出了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承諾,包括未來幾年可能向OpenAI投入高達1000億美元。隨着對泡沫的擔憂升溫,其他AI領軍人物(包括OpenAI的山姆·奧特曼)已公開警告風險。但黃仁勳以典型的工程師心態,拒絕去想象超出自己可控的交易以外的事。
「關於投資的討論有很多發燒式的熱度,但真正的投資人其實非常自律。」他堅持說,「我看到的大多數真正掏支票的人都相當剋制。」
當黃仁勳開始談論支出的理由以及這種支出可能持續多久時,他顯得尤爲投入。他宣稱,全球數字基礎設施需要一次徹底改造。
「我們用了60年才走到今天,」他說,「要把全世界的計算機現代化,不可能只用兩年。」
黃仁勳是電氣工程師出身,自33年前與兩位夥伴創立英偉達以來一直領導這家芯片製造商——這一任期超過任何其他頂級科技公司CEO,他談起這一點時頗爲自豪(邁克爾·戴爾開始得更早,但曾短暫離開管理層)。直到2021年,英偉達的大部分業務仍是爲遊戲愛好者製造圖形芯片,黃仁勳也一直生活在相對狹窄的技術世界中。
黃仁勳今年那種帶有說教色彩、並且迅速切入挑戰普通聽衆的主題的演講風格,也在一系列全球各地、半即興、馬拉松式的主題演講中反覆展現。聽衆未必熟悉他愛談的芯片架構與高級軟件細節,但他的明星效應仍然能填滿體育場。他標誌性的皮夾克——今年還出現了帶閃光效果的版本——已成爲一種堪比史蒂夫·喬布斯高領衫的強勢個人品牌。他與三星、現代高管勾肩搭背喝啤酒的視頻也曾爆紅網絡。
「實時製造智能在世界上是全新的。」他說,「每個國家都會擁有它,每家公司都會使用它,每個行業都會擁有它。這個‘製造智能’產業規模可能達到數萬億美元,而且它纔剛剛開始。」
英偉達的發展由一系列其他人看不到或不願冒險的賭注塑造而成。黃仁勳將其歸因於對自身能力的信心——在一小羣親密副手的支持下——去識別那些有能力重新排序世界的技術力量。
「看見未來的能力,以及對一個想法形成深度信念的能力,最終取決於能否回到第一性原理進行推理。」他說。黃仁勳稱他「每天早晨都會」對自己的信念做「直覺校驗」。
黃仁勳最早的賭注之一,是傳統芯片設計最終將無法滿足微處理器不斷增長的需求。在他看來,英偉達遊戲芯片的架構可能成爲一種潛在繼任者,先從科學研究所需的高級計算開始。數年之後,他又進行第二次押注:開發一層軟件,讓更廣泛的開發者羣體能夠更好地調用芯片能力。
這兩項探索都很昂貴,且進入了當時需求極少的新領域。「沒有客戶要求它。沒有競爭對手在做類似的東西。所以你只能獨自前行,得不到任何外部確認。」黃仁勳說。直到後來,機器學習才成爲他所設想的「科學計算夢想」的完美應用。軟件層Cuda讓開發者在英偉達芯片上構建AI應用比在競爭對手芯片上更容易,使其成爲公司最主要的戰略武器之一。
英偉達銷售主管、黃仁勳最親密的知己之一傑伊·普里(Jay Puri)說,芯片世界裏充斥着預測技術未來的「準預言家」,但黃仁勳罕見之處在於,他有決心下重注並堅持到底。「有夢想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他說。一旦黃仁勳形成想法,即便多年投入壓縮了利潤、激進投資者開始盯上公司,也很難讓他偏離航線。
爲解釋這種性格特質的來源,紅杉資本前主席、英偉達早期投資人邁克·莫里茨(Mike Moritz)提到英偉達早年因首款芯片失敗而瀕臨破產的經歷。他說,黃仁勳帶領公司走出危機時展現出的「韌性、堅韌與卓越」,是後來那種定力的最初信號。
韌性一直是黃仁勳身上的重要特質。「我從醒來工作到睡覺,」黃仁勳說,「我沒有任何愛好。第一件事是照顧家庭,然後其餘100%都是工作。」
這種對工作的貪婪投入與對工程細節的高度關注,塑造了一家管理結構異常扁平、圍繞CEO運轉的公司。黃仁勳表示,公司有50到60位高管直接向他彙報——他不確定具體人數——並且他不喜歡傳統的公司等級架構。「信息傳遞很容易出錯,人們也會覺得缺乏授權。」他說。
普里解釋說,部分目的就是打破多數公司常見的權力中心:在那裏,「人們試圖通過掌握信息來獲取權力」。他說,「他不希望人們有地盤意識。」
黃仁勳聲稱,這種做法培育了一種韌性的文化,他把英偉達員工視爲「家人」。
但他也是一個要求極高的老闆,有時會當着他人的面斥責高管。黃仁勳本人喜歡把這種公開訓斥說成一種策略。他說,管理者常見的做法是公開表揚、私下批評,但這「恰恰與你應該做的相反」。更好的方式是公開暴露問題,讓所有人都能從失敗中學習。「這就是我們在優化的目標。」他說,彷彿任何情緒爆發都只是又一次工程調參。
但對那些被他訓斥過的人而言,感受並非如此。
「當他投入進去時,他非常強烈,強烈到會讓人覺得像針對個人。」普里說,「但其實並不是針對個人——他就是非常強烈;這關乎我們正在解決的那個問題,以及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黃仁勳也承認,今年被推上地緣政治舞臺對他而言是個挑戰。他說,政治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不會用技術語言交流,而技術語言是我的母語」。
然而,黃仁勳今年最大的「戰功」之一,是他與特朗普白宮打交道的能力。除了在共同露面時對總統表達恭維之外,他也展現出與特朗普偏好的那種交易式談判相契合的手腕——先是配合總統訪問中東之行,向沙特和阿聯酋達成一筆重大芯片銷售;隨後又同意將英偉達對華銷售收入的一部分交給美國,以換取出口許可。
尤其是對華出口許可的突破,在反對者中引發強烈不滿。「這個策略就是全方位地討好特朗普,沒有任何微妙之處。」華盛頓一位批評者抱怨說。
與他在華盛頓的努力相呼應,黃仁勳也在努力爭取北京方面的支持。莫里茨將其歸功於黃仁勳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其行程還包括臺灣——英偉達設計的芯片正是在臺灣進行製造。
在美國與中國圍繞科技政策的裂痕不斷擴大的背景下,想要兩邊周旋變得越來越困難。黃仁勳上月曾在一次即興評論中預測,中國會贏得與美國的AI競賽——這種不設防的觀點他通常會小心翼翼地避免公開。他也明顯流露出對中國科技崛起背後那種技術官僚式推動力的欣賞。
「(中國)領導人是建設者,他們是工程師。」他說。在AI方面,「他們跑得很快,監管非常非常輕」。相比之下,他補充說,「大多數西方領導人是律師、是監管者。我們試圖在問題發生之前就先避免它們。」
但如果這聽起來像是更偏好北京在AI方面的做法,他很快又回到外交式表述:「每種制度都有優點和缺點。」他說,同時指出中國的做法也有弱點(例如在新興產業容易造成產能過剩)。
批評者質疑黃仁勳是否能獲得任何持久優勢。拜登白宮前高級技術顧問克里斯·麥圭爾(Chris McGuire)說:「中國不會滿足於依賴美國半導體,他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對黃仁勳而言,讓英偉達產品在中國變得不可或缺,與在其他市場站穩腳跟並無不同。「我面對的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科技公司在與我競爭,我很確定他們也希望把我擠出去。」他說,「我們必須靠自己贏得留在這裏的權利。」
談到AI可能如何改變世界時,黃仁勳並不完全遵循硅谷的一些主流觀念。有時,人們會覺得科技精英分裂成兩派:「末日論者」和「加速主義者」——前者擔心AI會失控並造成災難性傷害,後者則希望快速奔向新的超級智能形態。
黃仁勳對兩派都不以爲然。他駁斥那些預言AI將導致災難性失業的末日論者。迄今爲止,AI更多是承擔了人們工作中的狹窄部分,而不是把人們直接趕出職場。「我認爲人們混淆了任務自動化與一份工作的目的。」他說。
與此同時,他也對AI討論中常常出現的未來主義想象缺乏耐心,比如談論某種終將超越人類能力的新智能形態。「通往一種難以描述的通用人工智能的路線圖並不清晰,」他說,並補充,「我也不認爲它有那麼重要。」
相反,他將AI的下一階段描述爲一項工程挑戰——把ChatGPT等服務背後的技術改造得更具普適用途。「AI不僅僅是聊天機器人,」他說,「AI覆蓋了世界上大量行業。我認爲AI無法在廣泛工業生產率層面兌現承諾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當你把這些話與埃隆·馬斯克那類科技幻想並置時,它聽起來顯得格外不戲劇化、甚至有點樸素——後者描繪的是太空旅行和機器人助手軍團的未來。
黃仁勳對此毫不掩飾。「我儘可能遠離科幻。」他說,「我不認爲對AI未來進行幻想是有幫助的。它會讓人們要麼過度投資,要麼投資不足。我儘可能保持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