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近百年的商业发展史上,有这么一家金融机构深刻定义了这座城市的繁荣脉络——汇丰控股(00005.HK)。
在全世界的投资者为AI的跌宕起伏悲泣欢呼时,这家百年金融巨擘却静默地以其一贯的审慎与精明,走出一条让所有投资者垂涎的倾斜曲线。

漫长的瘦身、疫情期间的短暂下挫,并没有影响其长期向上趋势,这与AI相关类别股份大起大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源起香江:从贸易掮客到功利造王者
1865年,汇丰银行在香港正式落地,由多家远东洋行联合发起,诞生初衷是要填补中国沿海、香港、东南亚跨境贸易的结算空白,为西方远东贸易体系搭建金融枢纽。
初创期的汇丰核心业务聚焦贸易押汇、外汇汇兑与国际票据清算,快速扎根香江,成为远东贸易不可或缺的金融基础设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迎来时代拐点,从单一转口港向制造业基地转型,本土华商势力快速崛起。
在此背景之下,汇丰管理层精准捕捉到这一结构性变局,完成成立以来第一次关键战略跃迁:彻底摆脱单一贸易金融服务商标签,转型为覆盖工商信贷、地产融资、零售金融的区域性全能银行。
这一次转型,不是普惠市场的善意赋能,或是汇丰押注华商未来的风险对冲与利益换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1965年金融风波,成为汇丰巩固霸权的关键棋局。当时恒生银行深陷流动性危机,在港府协调下,汇丰顺势入主恒生,以极低成本拿下本土核心金融牌照与渠道资源,一举夯实香港金融龙头地位。
市场长期神化的汇丰造王传奇——扶持包玉刚登顶航运霸主、助力李嘉诚蛇吞象收购和记黄埔,剥开温情的伯乐叙事,本质或是一场场精准的资本交易与势力制衡。
当时英资财团固守传统赛道、僵化保守,逐渐丧失市场活力,而新兴华商敢闯敢拼、深耕本土实业,具备更强的增长潜力与落地能力。
汇丰通过低成本信贷倾斜、交易撮合背书、资本市场资源导流,扶持华商新贵崛起:
一方面打破英资对香港商业的长期垄断,为自身信贷业务开辟全新增量市场;
另一方面借助华商的本土根基,深度绑定香港地产、航运、实业核心赛道,攫取持续稳定的利差收益与行业话语权。
不同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单纯放贷,汇丰的“造王逻辑”具备极强的战略前瞻性与圈层排他性:它不做短期高息借贷,而是陪伴式资本赋能,在华商初创缺资本、扩张缺背书、并购缺资金的关键节点雪中送炭,用金融杠杆撬动产业跃迁,成为香港黄金三十年所有头部豪门的隐形基石。
首位,被汇丰封神的传奇豪门,是“世界船王”包玉刚。
上世纪60年代,全球航运业迎来爆发期,但重资产、高负债、长周期的行业特性,让保守的外资银行、本土钱庄避之不及,无人愿意为民营航运企业大规模授信。
唯有汇控精准预判全球海运红利,突破行业偏见,为初创期的包玉刚提供百万级美元核心信贷,更将其纳入汇丰核心合作圈层,持续滚动注资、兜底流动性。依托汇丰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包玉刚7年内将船队从寥寥数艘扩张至50艘,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船运企业,坐稳“世界船王”宝座,彻底打破外资航运巨头的垄断格局。
1971年,包玉刚成为首位进入汇丰董事会的华人,标志着华商资本正式打入香港顶级金融核心圈层。后续轰动全港的九龙仓控制权争夺战中,汇丰暗中提供资金加持,助力包玉刚击败老牌英资巨头怡和集团,成功拿下九龙仓控股权,成为香港商业史上华商逆袭英资的标志性事件。
第二位,核心赋能巨头,便是“超人”李嘉诚。
创业初期的李嘉诚仅为小型地产商,资金储备薄弱,难以撬动大型地皮与优质资产。汇丰率先为其提供低息开发信贷,助力长实快速扩张地产业务、囤积核心土地储备。
70年代末,汇丰手握老牌英资巨头和记黄埔的大量闲置股权,彼时英资撤退、本土资本崛起的趋势已定,当时的汇丰大班沈弼主动向李嘉诚释放核心资源,以极具优势的优惠价格(较市价低一半以上,且李嘉诚首期只需支付两成)出让和记黄埔股权,并配套足额并购信贷支持。凭借汇丰的资本赋能与顶级金融信用背书,李嘉诚顺利拿下和记黄埔控股权,从单一本土地产商一跃成为综合跨国财团,奠定长实帝国的根基,常年登顶香港首富之列,成为汇丰造王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标杆。
除两大顶级巨头外,汇丰更是香港豪门家族集体崛起的核心推手,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三大豪门的基业腾飞,均深度依托汇丰的资本托底,构成了香港地产黄金时代的完整造王矩阵。
新鸿基地产(以下简称新地)创始人郭得胜,是汇丰最早深耕的本土地产大亨之一。
60-70年代香港住宅市场化起步,郭得胜立足本土旧城改造与住宅开发,但早期民营房企无抵押物、无行业信用,融资渠道极度匮乏。
汇丰率先打破壁垒,为郭得胜提供批量开发贷与按揭资金支持,助力新地快速抢占香港住宅赛道、囤积核心地皮。
在新地上市、规模化扩张的关键阶段,汇丰不仅持续提供银团贷款,还以金融机构身份为企业信用背书,助力新地快速跻身香港头部房企,奠定新地的地产基业。可以说,新地从小型建筑商行到香港顶级地产财团的跨越,汇丰的持续信贷赋能是核心底气。
恒基兆业创始人李兆基,同样深度受益于汇丰的战略扶持。
李兆基深耕香港中小户型住宅与地皮收购,商业模式高度依赖资金周转与低成本融资。汇丰针对其稳健的经营风格,提供长期滚动授信,支撑其持续收购旧楼、整合土地资源,在香港楼市多轮周期中逆势扩张。2009年汇控股价大幅波动、市场恐慌之际,李兆基更是以核心长期投资人身份力挺汇控,双向印证二者数十年深度绑定的共生关系。依托汇丰稳定的资金活水,恒基兆业稳步壮大,与新地、长实、新世界并称香港四大地产巨头,李兆基也成为享誉全球的华人富豪。
新世界发展、周大福创始人郑裕彤的商业版图扩张,同样离不开汇丰的全程护航。
郑裕彤早期深耕珠宝行业,跨界布局地产、基建的关键节点,资金缺口巨大。汇控为其提供跨界扩张专项信贷,助力其成立新世界发展,快速切入香港核心地产赛道。在新世界上市、收购核心地标资产、布局酒店与基建业务的过程中,汇丰持续提供银团融资、跨境资金结算、资本运作服务,支撑郑氏家族完成从珠宝商到综合财团的转型,成功跻身香港顶级豪门之列,成为汇丰赋能多元化华商的典型代表。
除此之外,实业巨头霍英东的崛起,也暗藏汇丰的赋能身影。
霍英东立足港澳贸易、码头仓储、地产开发,早期跨境贸易与基建投资极度依赖跨境金融服务。汇丰凭借独一无二的远东跨境结算网络,为霍英东的进出口贸易提供高效汇兑、结算与贸易融资支持,助力其快速积累原始资本,布局港澳核心产业,成为港澳实业发展的标杆人物。
至此可以清晰界定汇丰的核心造王逻辑:未直接下场经营地产、实业,不参与产业经营,始终以资本杠杆、信用背书、并购护航、周期托底为核心,精准押注时代风口下的优质华商群体。它不局限于扶持一两位顶级富豪,而是批量孵化、陪伴成长,打造出香港黄金时代的完整豪门商业矩阵。在香港工业化、地产黄金三十年,汇丰垄断了本土头部企业的核心融资赛道,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产业“幕后操盘手”,深刻定义了香港华商时代的财富格局,也为其自身带来更丰厚的实利。
从走向全世界到全面收缩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香港回归预期升温,地缘不确定性加剧。
深谙风险对冲之道的汇丰,迅速切换战略方向,开启激进的全球化扩张。
90年代初,汇控作为顶层控股平台正式成立,通过换股重组完成股权架构迭代,同步登陆港、伦两地资本市场,打通东西方资本通道。
彼时的野心昭然若揭:彻底摆脱对香港单一市场的依赖,打造真正的环球金融巨头。此后数年,汇控疯狂海外并购、铺设全球分行网络,将核心资源、决策重心、利润诉求全面向欧美市场倾斜。
但是2008年次贷危机无情地戳破了全球扩张的幻梦。
欧美市场的巨额亏损与严苛的监管,让汇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危机之后,汇控被迫开启全面收缩战略,相继出售拉美、美国及欧洲的大量非核心零售资产。
疫情三年成为压垮海外战略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超低利率持续压缩银行息差,欧美业务亏损进一步扩大。
叠加股东层面的持续博弈,汇控的战略东移不再是可选路径,而是唯一求生选择。
此后,汇控持续精简欧美业务,彻底放弃大众金融赛道,仅保留高端私行、跨国机构业务等高附加值板块,全面重仓香港、粤港澳大湾区及亚洲财富管理赛道。通过私有化恒生银行、整合本土核心资产、聚焦区域实体经济,完成一场被动且彻底的本土回归。
从出走远东到环球扩张,再到退守亚洲,汇控百年业务迭代,始终围绕“风险套利、利益最大化”的核心逻辑,所谓战略轮回,不过是资本逐利与风险避险的反复博弈。
股东博弈:东西方资本的数十年无声角力
相较于轰轰烈烈的造王传奇与战略轮回,隐藏在股东名册背后的东西方资本博弈,更为隐秘、持久且残酷。作为一家在多国多地上市、根植亚洲、受控西式体系的跨国金融巨头,汇控自诞生起,就注定成为东西方资本角力的核心赛场。这场博弈没有激烈的股权争夺、没有公开的派系决裂,却深刻左右着汇控的每一次战略抉择。
而随着香港经济崛起、内地资本持续壮大,港资、中资等亚洲资本逐步进驻汇控股东名单,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汇丰诞生之初,股东主体为在港英、美、德老牌洋行,核心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欧洲资本手中。后续外籍资本逐步出清,股权集中于香港英资圈层与海外老牌贸易资本,公众流通股极少,无任何华人资本、亚洲资本参与。
这一阶段的汇丰,是典型的英资御用金融机构,服务于西方远东贸易与殖民经济,战略完全由英资圈层主导。即便战后深度扶持华商、赋能香港本土产业,但其顶层控制权、治理权始终掌握在英资手中,华商只能是业务客户,从未触及股权核心。
1991年汇控成立并实现港伦两地上市后,老牌英资家族和洋行股东持续减持退出,汇控从封闭的圈层持股,变为全球公众持股企业。这一时期汇丰无任何单一控股股东,股权高度分散,管理层因此拥有极大的自主战略空间,得以在90年代推进激进的全球并购。
随后贝莱德、领航、道富等欧美顶级资管机构逐步成为核心股东,但此时它们更多是财务投资者,赋予管理层极大的战略自主空间。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巨量配股进一步稀释了原有股东结构,加速了机构资本的渗透。
21世纪起,东方资本登上汇控核心股东舞台。曾经被汇控参股赋能的中国平安(02318.HK),反向通过二级市场持续增持汇丰股票,2017年持股突破5%触发举牌,正式跻身核心股东之列,并曾一度超越贝莱德成为第一大股东。
至此,汇控百年单一西方资本格局被彻底打破。此前所有核心股东均为欧美资本,诉求以长期财务配置、被动跟踪指数为主;而平安作为亚洲本土产业资本,深耕亚太市场,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的战略视角,更看重汇控亚洲资产的价值释放,而非单纯的短期财务收益。东西方资本的微妙制衡与博弈,正式拉开序幕。
2020年疫情爆发后,东西方资本博弈走向公开化、白热化。汇控疫情期间取消分红、股价大幅震荡,叠加欧美业务持续亏损、亚洲高利润资产补贴海外低效业务的矛盾凸显,作为东方核心资本代表,平安公开提出分拆亚洲业务、聚焦本土价值的战略诉求。
尽管最终分拆议案被董事会否决,但这场博弈彻底倒逼汇丰管理层终结战略摇摆,加速剥离海外资产、重仓亚洲市场、私有化恒生银行、聚焦本土财富赛道,完成战略全面东移。
当前,贝莱德为汇控的第一大股东,持有9.09%权益,平安资管为第二大股东,持有7.98%权益,美国纽约银行梅隆公司与摩根大通均为其持股5%以上的股东。
当下的汇丰,早已脱离传统英资属性,成为东西方资本博弈共生的金融枢纽:西方资本保留治理根基,东方资本主导战略方向,二者的制衡与平衡,或将长期决定汇丰的未来走向。
2026年中期业绩释放的持续派息与10亿美元股份回购组合,或是汇控管理层在东西方资本博弈中,最典型的妥协式平衡术。一方面以真金白银的现金回馈安抚欧美传统股东,稳住基本盘与股价;另一方面以“亚洲优先”“深耕湾区”的叙事,回应亚洲资本的核心诉求,维持区域市场口碑与业务基本盘。
结语:百年轮回,资本无眠
回望汇控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跌宕历程,所谓“伯乐造王”的传奇,褪去故事化的滤镜,本质是资本对时代红利的精准捕捉。它借香港工业化与地产浪潮,以信贷、背书与并购赋能一代华商豪门,亲手塑造了香港黄金年代的财富版图;又在时代风向转变之际,为对冲地缘风险奔赴全球,却在海外市场吞下扩张苦果,最终在亏损与股东压力之下被动重返亚洲。
贯穿汇丰百年的从来不是情怀,而是风险与收益的反复权衡。它曾是英资体系伸向远东的金融触手,而后随着股权不断分散,演变为东西方资本交汇博弈的枢纽。平安入局带来的战略碰撞,将隐藏在董事会与股东名册里的博弈摆上台面,即便分拆诉求未能落地,也实实在在扭转了企业的资源投向。
当AI浪潮席卷全球资本市场,科技股在暴涨暴跌之间轮回,这家百年金融巨头依靠区域根基与稳定分红走出一枝独秀的行情。但这份稳健的背后并非高枕无忧:昔日批量孵化豪门的时代土壤已经不复存在,香港商业环境早已变迁,欧美遗留业务的包袱、东西方股东诉求的分歧、区域金融市场的激烈竞争,仍将持续考验这家老牌机构。
百年过往已经写进香港商业史,而属于汇控的下一篇章,依旧取决于它能否在资本博弈、地域取舍与时代变局之中,再次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答案。
时代在变,资本的博弈从未停歇,但真正能定义这座城市繁荣脉络的,始终是那些在风浪中屹立不倒的硬核力量。寻找下一个穿越周期的“百年巨头”,见证港股核心资产的价值回归——第13届港股100强评选即将启动! 让我们一同发掘下一个真正主宰未来的“造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