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财富版图东移的浪潮中,亚洲两大金融枢纽新加坡与香港的“财富争夺战”从未停歇。
然而,近两年来,一场显著的财富迁徙潮正在上演——中国富豪正集体撤离新加坡,重新将目光投向香港。
这一趋势并非偶然,而是香港2025年施政报告的政策升级、两地成本效益差异与服务质量分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蕴含着中国富豪对财富管理、身份规划与生活方式的全新考量,也将深刻重塑亚洲财富管理市场的未来格局。
趋势显现:从数据看中国富豪的流动轨迹
若要清晰把握这场财富迁徙的脉络,数据无疑是最直观的“指南针”。从家族办公室数量这一核心指标来看,两地的发展轨迹已呈现出明显分化。
新加坡单一家族办公室(SFOs)数量虽从2020年的约400家增长至2024年底的超2,000家,四年间增长超四倍,但增长背后隐忧重重。
2023年8月爆出28亿新元洗钱案后,有关当局升级监管,新加坡家办审批时间从过去的3-6个月大幅延长至12-18个月,部分申请需要更长时间完成背调和反洗钱审查,严苛的审批流程让不少富豪望而却步。
反观香港,其家族办公室数量基数更大且增长稳健,德勤与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发布的《香港家办市场研究》显示,香港2023年底已有约2,700家单一家办,今年6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管理规模千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家办数量仍保持这一水平,并预估很快会突破3,000家,其中过半数资产规模超过5,000万美元。
更关键的是,香港家办设立流程简便,无需预先申请,可先设立后申请税收优惠,这种灵活高效的模式对追求效率的中国富豪极具吸引力。
富豪净流入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Henley & Partners预测,2025年新加坡百万富翁净流入将从2024年的3,500人骤降至1,600人,降幅高达54%;而香港则呈现相反态势,《全球私人财富迁徙报告》显示,2025年香港预计将净流入800名百万富翁,而2024年为净流出500名。尽管香港的绝对净流入数量不及新加坡,但结合两地的政策调整与市场环境,这一数据已充分表明中国富豪对两地的偏好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资产管理规模与资金流向来看,香港的优势同样突出。2023年香港私人财富管理规模或达9.022万亿港元,较前一年实现近三倍的强劲净资金流入,文汇报的一篇报道显示,到2025年5月,私行和财富管理规模或增长15%,达到10.4万亿港元,而在香港建立的证监会授权基金保持稳定增长,2024年末资产净值上升22%至1.6万亿港元,并在2025年5月进一步上升21%,至1.99万亿港元。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资本市场的活跃度为富豪财富增值提供了广阔空间,2025年以来多宗十亿美元级IPO接连登陆,如宁德时代(03750.HK)、紫金黄金国际(02259.HK)、恒瑞医药(01276.HK)、海天味业(03288.HK)、奇瑞汽车(09973.HK)、三花智控(02050.HK)等,募资规模均在10亿美元以上,宁德时代和紫金黄金国际的募资规模更分别达到53亿美元和32亿美元,这为计划上市或已上市的中国企业家提供了绝佳的资本运作平台。
新加坡虽在资产管理规模上有所增长,但2024年家办管理资产规模门槛提高至2,000万新元(约合1.2亿港元),且有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籍客户在新加坡设立家办的需求减少约30%,资金流向的倾斜已十分明显。
根源剖析:政策、成本与服务的三重博弈
中国富豪的集体迁徙,本质上是对新加坡与香港在政策环境、成本效益、服务质量三重维度上的重新考量与选择。
(一)政策环境:新加坡“急刹车”与香港“加速跑”的鲜明对比
2023年新加坡“最大洗钱案”曝光后,监管政策迎来急转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推出的家办新规要求申请人披露家庭成员详细信息,包括现任或前任配偶、收养子女、继子女等,追溯范围甚至可达5代人,这种近乎“穷尽式”的信息披露触及了部分中国富豪的隐私底线。
同时,家办新规强制雇佣本地专业人士的要求,如13O计划需至少雇佣2名投资管理人员,13U计划需至少雇佣3名投资管理人员且至少1名为非家族成员,不仅推高了运营成本,也让习惯家族内部管理的富豪难以适应。
2025年6月30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SMA)的生效更是对加密资产行业造成重创,未获牌照的数字代币平台被迫停运,严苛的合规要求让持有大量加密资产的中国富豪纷纷撤资。
香港则通过2025年施政报告持续优化政策,打造“磁吸效应”:在家族办公室税务优惠方面,2023年5月实施的《2023年税务(修订)(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税务宽减)条例》已为符合条件的家族办公室提供利得税豁免,2025年税改进一步扩大合资格资产类别,将虚拟资产、碳衍生品、保险相连证券等新兴投资品类纳入其中,相关草案已于2025年初完成公众意见征询,预计2025/26课税年度起实施。有传香港或明确代币化ETF转让可享印花税豁免,为家办资产配置提供更多选择。
在人才与资本引进上,2024年3月重启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新CIES)经2025年施政报告优化后吸引力倍增:非住宅物业投资可算入额从1,000万港元提升至1,500万港元,住宅物业可算入门槛从成交价5,000万港元下调至3,000万港元,且申请人通过全资拥有的“合资格私人公司” 投资可计入达标金额。
此前2025年3月已实施的优化措施还包括净资产审查期从2年缩短至6个月,允许计入家庭成员共同资产中的实益份额。截至2025年6月底,该计划已收到1,548宗申请,其中1,188宗获原则批准,已核实投资净额突破210亿港元,预计将为香港带来超460亿港元资金注入。
香港监管的灵活性同样值得称道,富豪无需预先申请家办,可先设立后满足条件再申请税收优惠,资金也不一定需放在香港,BVI架构通过签署委托管理协议即可实现运作,这种“宽松友好”的政策环境与新加坡形成强烈反差。
(二)成本效益:香港“低门槛+低税负”的双重优势
成本效益的巨大差异,成为推动中国富豪回流香港的又一关键因素。
在设立与运营成本上,新加坡家办门槛高昂,13O计划初始资产至少1,000万新元且两年内需递增至2,000万新元(约合1.2亿港元),13U计划初始资产至少5,000万新元(约合3.0亿港元),年度运营成本通常在200万新元(约合1,206万港元)-500万新元(约合3,015万港元)之间(包括最低运营支出、人力成本、办公场地租金、专业服务费等),还需将至少10%或1,000万新元(两者取其低)投资于本地项目。
香港家办管理资产规模需超过2.4亿港元(约3,000万美元),年度运营成本通常在400万-800万港元之间,且无强制本地投资要求,资金配置更为灵活。
税收成本方面,香港的优势更为显著。结合2025年税改政策,假设一个管理资产规模为1亿美元的家族办公室,按1,000万美元(约合7,781万港元)利润计算,香港企业所得税约19万美元,新加坡则需170万美元(新成立企业前三年有税务优惠)。
个人所得税方面,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也相对低于新加坡,且新加坡还需缴纳9%的商品及服务税,香港则无此类税收。在虚拟资产领域,香港明确合资格基金交易比特币、以太坊等数字资产所得可纳入“统一基金豁免”框架,享受利得税豁免,而新加坡对加密资产投资的税务处理仍处于模糊状态,进一步拉大了成本差距。
(三)服务质量:金融效率与生活便利性的双重加持
服务质量与便利性的差距,进一步坚定了中国富豪回流的决心。
在金融服务效率上,香港设立家办或最快可在3个月内完成,而新加坡的审批时间或已延长至12个月以上,2024年近九成新加坡私行高管认为开户缓慢导致客户流失。
香港私行从业人员专业素养高,能提供更深入的投研分析与丰富的投资方案,且资本市场产品丰富,涵盖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等各类资产,尤其在人民币业务上,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能为富豪管理人民币资产、对冲汇率风险提供便利。新加坡虽在私人银行业务上有一定基础,但流程繁琐、决策链条长,且投资产品相对单一,在与中国内地市场的连接性上远不及香港。
生活环境方面,新加坡虽有“花园城市”之称,绿化率高、气候舒适,但香港中西文化交融,与内地文化联系紧密,语言沟通无障碍,且地理位置优越,3小时飞行圈覆盖中国主要城市,便于富豪管理内地业务,参与内地市场。更重要的是,新CIES带来的人才政策红利与香港成熟的教育、医疗资源形成协同,吸引富豪家族整体落户,这一点是新加坡难以比拟的。
未来展望:亚洲财富管理格局的重塑与挑战
中国富豪的迁徙潮,正深刻重塑亚洲财富管理市场的格局,香港与新加坡将在差异化竞争中走向新的平衡,同时也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与机遇。
从短期来看,新加坡的监管有可能继续收紧但趋于理性,其中反洗钱等要求将持续强化,但可能会担心过度驱赶客户而在执行层面提高灵活性;家办的资产规模要求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且对人员配置要求更趋严格,在税收优惠方面或引入更多ESG相关的投资要求。
香港的家办政策有望持续优化,包括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范围,优化资产门槛要求和简化申请流程,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将更加领域,而且香港一直在持续推出金融创新政策支持,并加强与内地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在人才政策方面也持续放宽,为家办专业人才提供更多便利,这些措施或推动香港成为中国富豪的新选择。
中国富豪的迁徙潮,不仅是一场简单的财富地点转移,更是对亚洲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方向的一次“投票”。在这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中,香港凭借2025年施政报告的政策升级、显著的成本效益与高效的服务质量,正重新夺回财富管理的主动权,而新加坡也在调整战略,寻求新的定位。未来,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与金融市场的创新,亚洲财富管理市场将迎来新的变革,而中国富豪的选择,将持续影响这场变革的走向。